“赵四”刘小光被曝出轨女粉丝让其买伟哥还

昨日,卓伟和其团队声称今天13点将爆料著名笑星出轨女粉丝一事,在微博上不断造势,称该爆料的恶心程度此生难见,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卓伟在宣布将爆料后,不断在网上回答网友问题,称该笑星让女粉丝搭钱陪睡,细节更恶心,还对该笑星做出提示,称名字中首字母有G字,顿时郭德纲、郭冬临、冯巩等人躺枪。

本以为今天又是一个娱乐圈的重磅“周一见”,没想到到了13点,北京 伟哥卓伟团队突然宣布停电了,爆料时间将推迟至17点30开始。不少网友吐槽其收到笑星的钱,爆料被公关掉,故意拿停电来当借口。

不过下午两点半,卓伟团队终于曝出了这位神秘笑星——“赵四”刘小光,爆料称刘小光与一位女大学生相识没多久就在一起了,开房寻欢要伟哥,视频玩群P,污到无极限,细节污到不忍直视。

什刹海是老北京的象征,其特色胡同文化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但记者走访发现,现在的什刹海景区问题凸显,三轮车经营不规范、景区内缺乏统一的游览标识,人车混行给游览增加了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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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那非能用于先兆子痫的治疗吗?

来自法国巴黎 Tenon 医院肾脏和肾移植科的 Alexandre Hertig 教授等使用 PubMed 数据库,将 PDE5、西地那非、先兆子痫、胎儿生长迟缓和妊娠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撰写了本篇综述,旨在阐明最近的实验和临床研究所提供的对于西地那非用于先兆子痫治疗的观点。文章发表于近期的 NDT 杂志上。

先兆子痫是一种发生于妊娠 20 周后的临床综合征,典型的表现为孕妇新发的高血压和蛋白尿(300 mg/d)以及其它一些器官功能不全,如肾衰竭、肝脏微血管病变、神经或血液学并发症、子宫 – 胎盘功能不全或胎儿生长受限。

先兆子痫的主要病理生理机制是胎儿合体滋养细胞不明原因地侵袭子宫动脉的缺陷,导致胎盘对慢性缺氧的不适应性反应和可溶性 1 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也称为「可溶性 fms 样酪氨酸激酶 1(sFlt-1)」] 的分泌。

多达 12% 的宫内发育迟缓(IUGR)的患者有先兆子痫史,并且先兆子痫与早产和胎儿死亡有关,尤其是在早期发病者中。由于全球 2% ~ 8% 的孕妇会发生先兆子痫,而且大部分发生在妊娠 35 周之后,因此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与这种综合征相关的健康和经济负担。先兆子痫引起的直接孕产妇死亡率高达 50000 人 / 年,绝大部分都在低收入国家中。

先兆子痫(尤其是早发和复发性先兆子痫)也与心血管事件(包括致命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有关。除此之外,先兆子痫还增加了后代的心血管风险,高血压、卒中和认知障碍更频发。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生活方式和基因遗传在这里重叠。

目前为止,除了胎盘分娩,没有特异性的治疗干预被证实能降低上述长期或短期的风险,医护人员几乎没有什么预防或治疗选择。产前和产后高血压常规使用些非特异性的短效药物,如尼卡地平、拉贝洛尔和 α- 甲基多巴。

在最近的 15 年里,对先兆子痫的病理生理机制的认识有所进展。已反复证实先兆子痫时胎盘分泌过多的抗血管生成因子导致母亲的内皮功能障碍。而这种内皮功能障碍的特征又被动脉对血管紧张素Ⅱ(AngⅡ)的反应所放大,妊娠被认为是对血管加压素的相对抵抗状态。在众多抗血管生成因子中,可溶性 fms 样酪氨酸激酶 1(sFlt-1)是母体表型的核心。sFlt-1 是 1 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1)的可溶性形式,通过捕获和中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VEGF-A)和胎盘生长因子(PIGF)两种促血管生长因子起作用。

在妊娠时,循环中 AngⅡ和一氧化氮(NO)水平均升高,这就导致了对 AngⅡ依赖的收缩的相对抵抗。然而,在先兆子痫中,可溶性受体 sFlt-1 捕获了 VEGF,防止了内皮性 NO 的产生,NO 水平继发于胎盘分泌 sFlt-1 而有所降低。由于 NO 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的活性,因此 NO 水平降低后会导致 ACE 活性增强,将 AngⅠ更多地转化为 AngⅡ。AngⅡ还可以通过 NADPH 氧化酶激活 RhoA,这将产生活性氧自由基(ROS)。由于 NO 可以作为 ROS 的清除剂,因此 NO 水平降低就导致了 ROS 的大量蓄积,使血管持续收缩。

目前没有靶向 sFlt-1 的特异性药物。SC 通过高度特异地抑制 PDE5(该酶可以将 cGMP 转化为鸟苷 -5- 三磷酸)而达到保存 cGMP 的目的,而 cGMP 是 NO 产生途径中的第一个第二信使。SC 最早是 1990s 研发出来用于改善心衰的血管舒张剂,但是在剂量 – 应答的 1 期临床研究中却发现,SC 具有潜在的三效应和诱导阴茎勃起的作用。后来勃起功能障碍和肺动脉高压逐渐成为了 SC 的主要适应症。

虽然 PDE5 表达在几乎所有的组织中,但是 SC 仅选择性地作用于某些血管床,导致人体血压中度降低,这在妊娠过程中是有利的,因为全身血压骤然降低对胎儿不利。因此,PDE5 抑制剂是之前控制先兆子痫妇女 NO 通路的一个有趣的替代方案。NO 的供体(如三或硝酸异山梨酯)或 NO 的前体(如 L- 精氨酸)尚未被证明完全令人满意。

在从先兆子痫患者中分离出的动脉中应用 PDE5 抑制剂诱导了血管扩张,而对胎盘动脉和网膜动脉没有任何影响。在先兆子痫的大鼠模型中,SC 解除了硝基 L- 精氨酸甲酯(L-NAME,一种 NOS 的抑制剂)对胸主动脉松弛的抑制效应。从先兆子痫患者妊娠胎盘中分离的脐动脉在体外进行的试验也证实了这种疗效。

在多种暴露于 L-NAME 的妊娠大鼠模型中,SC 对血压控制、胎儿体重和存活、微量白蛋白尿的影响也被证实。幼鼠学习能力受损,SC 恢复了其学习能力,提示 SC 不仅对母体的内皮有保护作用,对后代也有保护作用。

此外,携带 eNOS 基因杂合缺失的小鼠,受轻度高血压表型的影响,在 SC 治疗下显示出较好的动脉压控制和胎儿结局。在 COMT 缺陷的小鼠模型(一种轻度先兆子痫的模型,不是由于抑制 NO 产生所直接导致)中,SC 对血压无影响,甚至增加白蛋白尿,但是 SC 改善了胎儿生长 20%,很可能是通过减轻胎盘动脉的抵抗。

SC 减轻了 sFlt-1 诱导的先兆子痫,恢复了对 AngⅡ正常较低的敏感性。通过钝化 VEGF 驱动的 eNOS 磷酸化,sFlt-1 增加了氧化应激,因为 NO 正常情况下可作为氧自由基的清除剂。在先兆子痫的血管中,AngⅡ的敏感性被 L-NAME 增强,被 SC 逆转,证实了 NO 的关键作用。

在将 SC 从啮齿类动物运用到人身上时存在瑕疵。临床前期的研究使用较大的剂量(4 ~ 100 mg/kg/d)和妊娠较早期用药,此时胎盘还在形成之中。

在先兆子痫患者中使用 SC 的第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结果早在 6 年前就发表了。纳入了有早发先兆子痫的患者(定义为妊娠 24~34 周时出现高血压 + 蛋白尿 500 mg/d)。主要结局是妊娠时间的延长。随机分至 SC 组患者的妊娠平均为 31+4 周,而安慰剂组患者的妊娠平均为 29+0 组。研究未发现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尤其是两组患者娩出的新生儿在肺表面活性物质缺乏症和死亡率两方面都相似。

(1)样本量太小,每组都只有 20 例患者,因此尚不能得出强有力的结论;

(2)SC 的半衰期 4 h,仅仅每天只给药一次,剂量远小于临床前期试验(20 mg/d,如果耐受性良好的线)更重要的是,该试验中 SC 应用没有超过 15 天,x西地那非而入组的患者平均孕周 30 周左右,因此没有关于新生儿安全方面的数据。

该试验证实 SC 在先兆子痫过程中耐受性良好,具有显著的降压效应(平均舒张压从随机化时的 88mHg 降至分娩时的 80 mmHg,而安慰剂组患者的舒张压则从随机化时的 90 mmHg 升高至 96 mmHg)。同一研究组进行了平行研究,使用压力肌电图来分析取自研究对象的脐带和网膜中的动脉的松弛度。发现两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提示 SC 在体外样本中没有效果。

Trapani 等人最近发表一篇相似结果的文章,他们纳入了更多研究对象,进行了另一项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纳入标准相似(早发先兆子痫患者),但是给予更大剂量的 SC(每 8 小时予以 50 mg)。虽然在第一项研究中大部分妇女是初产妇,但是这个试验的人群异质性更高,其中一半是经产妇。平均妊娠孕周也是 30 周左右。

在 SC 治疗组观察到妊娠期延长了 4 天,而且平均动脉压也有显著降低(24 h 内从 116.4±5.1 mmHg 降至 100.3±5.6 mmHg)。还注意到子宫动脉和脐动脉的搏动指数降低,而不影响胎儿大脑中动脉的血流速度分布。出生后的婴儿结局与安慰剂组相似,呼吸窘迫综合征和死亡率在两组之间相似。

STRIDER 试验旨在提供关于早期妊娠(妊娠 22~30 周之间)合并 IUGR 的患者长期使用 SC 的耐受性和相关性的进一步数据。该试验在英国的 19 家新生儿医疗中心进行的结果于 2018 年 2 月发表。试验没能证实小剂量 SC(25 mg tid)能延长妊娠时长的获益。SC 组妇女发病到分娩是 17 天,而安慰剂组妇女发病到分娩是 18 天。SC 总体安全性良好,围生期死亡率和发病率在统计学上具有可比性。

但是 2018 年 7 月 24 日,STRIDER 试验荷兰中心的主要研究者 Dr Wessel Ganzevoort 在荷兰的每日新闻晨报上发文称,SC 与新生儿肺动脉高压风险增加有关(17 例,安慰剂组仅 3 例),并且增加了死亡率(19 例,安慰剂组 8 例)。这一消息导致加拿大试验中心暂停审批,并在国际上非专业期刊上广泛报道。

最近,同样由于 STRIDER 试验的结果,一项评价他达拉非(不穿过胎盘屏障的 PDE5 抑制剂)在 IUGR 中效果的 2 期临床试验(UMIN000023778)在日本被提前叫停,但是该试验的部分结果可以对其它 PDE5 抑制剂的安全性给出些答案。

先兆子痫是一种常见的潜在的致命综合征,对母亲和孩子都有长期的影响。最近发现,SC 作为降压药物在先兆子痫妇女中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是,STRIDER 试验的荷兰中心,早期给予 SC 并且给药长达 4 周,为潜在的新生儿肺动脉高压风险敲响了警钟,这致死性的风险可能与 SC 有因果关联,但是未被证实。

任何对 SC 的热情都必须被这些结果所调和,我们必须对 SC 作为 IUGR 及其分娩前使用的药物的未来抱有一定程度的悲观态度。不穿过胎盘屏障的他达拉非在先兆子痫妇女中是否具有类似的降压联系和安全性,目前还不确定。但是,我们认为从病理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产后应用 SC 作为降压药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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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中超找外援:巴甲最佳中后卫杰罗梅尔

大家好,中超间歇期,《我帮中超找外援》又和大家见面了。YY还是要有的,万一成真了呢?

杰罗梅尔,中超外援中后卫格雷米奥中后卫,曾在德甲科隆效力。这个赛季被评选入巴西甲级联赛最佳11人。

身材高大的中后卫,防空能力强,头球得分也是一大绝技。曾多年征战于欧洲各大联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处在31岁的中后卫黄金年龄。虽然高大,但身体柔韧性很好,经常能腾空、下地,做出一些较有难度的解围动作。保护球门的意识较强,常在门将失位的情况下,迅速回位,在门线上救出对手的最后一击。

杰罗梅尔的合同还有三年,2019年年底才到期。目前他在转会市场网站上的身价为450万欧元。意甲拉齐奥俱乐部曾在2016年夏天有意引进他,热尔维尼奥但后来没了下文。

生于圣保罗,有巴西、意大利双重国籍。出自帕尔梅拉斯青训,但职业生涯始于葡萄牙联赛,效力过查维斯、吉马良斯俱乐部。在吉马良斯效力期间,被球迷投票评选为葡超最佳球员。2008年加盟德国科隆俱乐部,一度传出受到皇马关注。后来被租借到西班牙马洛卡、巴西格雷米奥效力。2016年1月永久转会格雷米奥。

此前巴西国家队因为伤病人员不整,杰罗梅尔还被征召加入过巴西国家队集训,但没有获得出场机会。在刚刚结束的2016巴甲联赛中,杰罗梅尔进入了赛季最佳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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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超足球队有哪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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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Guangzhou Evergrande Taobao FC)是中国广州的一所职业足球俱乐部,现参加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2011赛季启用广州天河体育场作为主场。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前身是成立于1954年的广州市足球队。1993年1月,广州市足球队通过和太阳神集团合作,成为中国第一家政府与企业合股的职业足球俱乐部。2010年3月1日,恒大集团买断球队全部股权,

俱乐部更名为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2012年俱乐部首次参加亚洲足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并进入八强,2013年获得亚洲足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冠军,这也是中国足球俱乐部第一次问鼎该项赛事的冠军,同年获亚足联最佳俱乐部奖。

2014年6月5日,阿里巴巴入股恒大俱乐部50%的股权;同年7月4日俱乐部更名为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2015年6月4日恒大官方宣布卡纳瓦罗下课,巴西籍世界名帅路易斯·菲利佩·斯科拉里上任。2015年11月6日,恒大淘宝正式上市,登陆新三板,成为亚洲足球第一股。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Guangzhou R&F FC),是一家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largestdomesticcatbreed.com/,热尔维尼奥现角逐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主场设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源自1987年成立的沈阳足球队,曾参加历年的中国职业联赛,是中国职业联赛发起者之一。2011年6月25日,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该球队并正式更名为广州富力足球队,注资成立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

并逐步完善俱乐部架构、各级队伍建设及训练基地、青训系统等建设,2011年获得中甲联赛亚军成功冲超。

蓝色象征着博大精深,如同虚纳百川的大海,而纯洁真诚的白色如同潮尖的浪花,活泼跃动,体现出富力地产诚信稳重的企业精神。来自RICHFORCE开头字母所写的“RF”,是对富力“富而思进,力创新高”企业理念的最好诠释,体现了一个冉冉上升企业的鸿浑气魄。

队徽整体形状为一个大型盾牌,寓意坚不可摧、牢不可破、无懈可击,也代表荣耀、力量和威严;盾牌上方设计为皇冠样式,象征高贵身份和王者风范,整个设计与俱乐部的发展理念相辅相成,预示着广州恒大队决心打造百年豪门俱乐部,

铸就悠久历史品牌,誓为王者霸主的壮志雄心;盾牌顶端的五珠宝石延,“五”有着五行天源、万物天成、九五至尊的含义,也与俱乐部成立之初制定“五年夺亚冠”的宏伟目标默影相应;盾牌中央,一只咆哮的华南虎屹立在浓浓烈焰中,

是广州拼搏精神的象征,寓意着百折不挠、奋发拼搏、实力与激情的精神;华南虎下方的烈焰寓意俱乐部发展蒸蒸日上,球队战绩彪炳,烈焰猛虎与下方的足球组合起来,自然表明了此队徽所代表的现实意义,

也传达了俱乐部振兴广州足球乃至中国足球的理想;盾牌上方写有俱乐部座右铭“BE THE BEST FOREVER”,中文意思是“永做最好”,传达了俱乐部成立之初,掌门人许家印提出的“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豪言壮语,

充分显示了要做最让人羡慕的俱乐部、综合实力最强的俱乐部、最受人尊敬的俱乐部的决心;盾牌下方的绶带代表荣誉,绶带上的“GUANGZHOU”代表广州队,

表明俱乐部一脉相承正宗广州“血统”,致力成为广州足球的最杰出代表,寓意为广州足球带来更多的奖杯和殊荣,为广州增光添辉。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Guangzhou Evergrande Taobao Football Club)是中国广州的一所职业足球俱乐部,现参加中国足球超级联赛。2011赛季启用广州天河体育场作为主场至今。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前身是成立于1977年的广州市足球运动队。1993年,广州足球队通过和太阳神集团合作,成为中国第一家政府与企业合股的职业足球俱乐部。2010年3月1日,恒大集团买断球队全部股权,俱乐部更名为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2012年俱乐部首次参加亚洲足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并进入八强,2013年获得亚洲足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冠军,这也是中国俱乐部第一次问鼎该项赛事的冠军,同年获亚足联最佳俱乐部奖。2014年6月5日,阿里巴巴入股恒大俱乐部50%的股权;同年7月4日俱乐部更名为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2015年2月26日,里皮辞去恒大主教练职务,卡纳瓦罗接任;同年6月4日恒大官方宣布卡纳瓦罗下课,巴西名帅路易斯·菲利佩·斯科拉里上任。截至2016年2月,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已连续五次获得中超联赛冠军,也是中超联赛中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并获得两次中国足球超级杯冠军和一次中国足协杯冠军;两次亚冠联赛冠军。

2016年10月23日,2016赛季中超联赛第28轮比赛继续展开争夺,广州恒大主场1-1战平延边富德。恒大凭借这一分,提前2轮加冕中超6连冠。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是一家位于亚洲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其前身为成立于1987年的沈阳足球队,曾参加历年的中国职业联赛,是中国职业联赛发起者之一。

2011年6月25日,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凤凰足球队濒临解散之际毅然收购了该球队并正式更名为广州富力足球队,注资成立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并逐步完善俱乐部架构、各级队伍建设及训练基地、青训系统等建设,2011年获得中甲联赛亚军成功冲超。其主场依然是广州球迷所熟悉的越秀山体育场。

广州队队徽(2011年- )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是中国广州的一所足球俱乐部,现参加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广州足球队成立于1954年6月,是中国第一支地市级专业足球队。1993年1月,广州足球队通过和太阳神集团合作,成为中国第一家政府与企业合股的职业足球俱乐部。2010年3月1日,恒大集团以一亿元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全部股权,球队更名为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2010年底,球队获得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并升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广州足球俱乐部曾经是中国足坛中的一支强队,球队也涌现出容志行、古广明、赵达裕、吴群立、麦 广州恒大新队徽

超、彭伟国、胡志军等一批优秀球员,曾在1992年和1994年的甲A联赛中夺得亚军,后期由于新老更替降入甲B联赛,2007年重返中国足球顶级联赛。2010年2月,广州队在中国足坛反赌风暴中被揭发曾经在2006赛季参与打假球,遭到降级处分。2010年10月球队以中甲冠军的身份再次高调重返中超。 2011赛季主场球衣

球队现在使用天河体育中心作为主场,曾使用越秀山体育场和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作为主场,也曾短期使用番禺英东体育场、增城体育场、佛山世纪莲体育场和大学城中心体育场作为主场。 现场氛围很好

号码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高(cm) 体重(kg) 场上位置 籍贯/国籍

1954年6月,广州市组建了第一支专业足球队,命名为中南体院竞技指导科足球队白队,简称中南白队,从而成为国内最早成立市级专业足球队的城市。1955年4月,中南白队以广州市队的名义参加首届全国足球联赛,最终名列第8名,未能进入第一批的7支甲级队之列。1956年,广州队在全国乙级联赛中以不败战绩获得冠军,但中国足协却突然宣布该年度乙级联赛不实行升降级。1958年,广州队赢得了乙级冠军,历史上第一次冲击顶级联赛成功。但不巧的是,为迎接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广州队划归广东省体委接管,球队第一次解散。1961年4月,广州市足球队重新组建,但广州队在1966年再次划归省体委接管而第二次解散。 直到1977年10月26日,广州队以“广州青年队”得以恢复。翌年,广州青年队参加全国青年联赛获分区赛季军。1980年,广州青年队在全国足球分区赛(丙级联赛)获得第2名,升上乙级。1981年又以乙级联赛第一名的成绩冲甲成功,实现了两年“三级跳”的奇迹。1982年,广州足球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参加有升降级制的顶级联赛。但由于麦超、吴群立、赵达裕等优秀球员上调各级国字号球队,广州队在甲级联赛只打到第15名,再次掉回乙级。次年,广州队虽然在乙级联赛获得第2名,但由于中国足协决定乙级联赛不设升降级,广州队只能继续留在乙级联赛。 1984年,广州队在第一届足协杯赛打到了第8名,第二次升上甲级。1984年10月,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与广州市体委签约,以每年赞助20万元的条件联办广州足球队,开全国企业承办运动队的先河。1986年,广州白云队聘请戚务生执教,开创国内引进教练的先河。1989年,广州白云队扩大为足球俱乐部,但在该年的甲A联赛中,广州队获得倒数第一名,再度降级。 1990年,广州队在陈亦明的率领下以甲B第2名的身份升入甲A,第三次升入顶级联赛。1992年,“少帅”周穗安挂帅,在麦超、吴群立、李勇等一班老将和以彭伟国为代表的年轻球员努力下,球队最终拿回亚军,这也是广州足球在中国足球“专业时代”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1993年10月,中国足协决定把1994年甲A联赛作为改革试点,将联赛职业化。1993年1月8日,广州太阳神集团与广州体委签约,为中国首家股份制职业足球俱乐部。1994年联赛初期受到内讧影响,成绩下滑,但随后球队发力取得6连胜,客场以6比1大胜上海申花至今仍是广州队联赛客场赢球的纪录。最后广州太阳神获得职业化后首届顶级联赛的亚军,队中的胡志军也以17球成为联赛的最佳射手。 1995年,广州队将二队转卖给松日集团征战甲B联赛。此后广州太阳神队在联赛的成绩一路下滑,1995赛季,球队出现内部矛盾,主教练周穗安下课,在一系列负面新闻影响下,最终只得到第5名。1996赛季成绩再下滑至第七名。赛季结束后,先后有13名球员提出转会申请,最终有9人离队,整体实力明显下降,到1997赛季只能勉强保级。1998赛季,随着彭伟国和胡志军等实力派球员离队,以及没有二队造成青黄不接,球队最终以最后一名降入甲B联赛,而俱乐部则主动要求警方介入调查温俊武等部分球员的涉嫌赌球行为,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该年与广州松日的同城德比,裁判共向双方球员出示5红10黄,创造了中国职业足球至今在单场比赛出现红黄牌最多的记录。

1999年,太阳神集团与广州市体委续签5年合约,但志在重返顶级联赛的广州太阳神队只能名列甲B第八名。2000年俱乐部投入超过2000万元,但在联赛中却连番失利。最后一轮与保级对手北京宽利的比赛广州队只有胜利才能超越对手保级成功,结果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曾庆高的远射破门,广州队最终艰难保级,并使对手降至乙级联赛。赛后数千球迷涌入场内,俱乐部工作人员和球员失声痛哭,场面催人泪下。 2001年初,太阳神退出,总部位于浙江的吉利集团开始赞助球队。球队的情况开始好转并在该赛季取得第四名的成绩。由于排行第二、三名的球队身陷假球丑闻而被取消升级资格,外界普遍认为广州队可以以替补的资格晋级,但最终未能如愿。吉利集团由于达不到预期的宣传效果,于是也退出了赞助行列。 2002年,广州市足协托管广州足球队,香雪制药以800万元冠名。由于该年取消联赛升降级,球队遂以锻炼新人为目的,最终获得联赛倒数第二(第11名)。2003年,香雪制药继续冠名球队,当年取得甲B第3名,并涌现出卢琳等一批优秀的年轻球员。 原广州医药队

2004年,日之泉以象征性的1元人民币获得广州足球70%的股权,成为广州足球职业联赛以来第三个最大持股人,广州中一药业以600万元冠名,球队以“广州日之泉中一药业队”征战该年中甲联赛。在日之泉入主的两个赛季里,球队邀请了多位能力较好的外援加盟,如乔吉姆、加利、林久克等,虽然球队在这两个赛季的联赛里都只是输了4场比赛,但最终只获得第四名而冲超失败。 2006年初,日之泉和香雪退出,广州医药集团获得球队90%股份,成立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聘任名帅戚务生执教,球队在前半段表现出色,但在最后阶段却遭遇多支中游球队的阻击,最终仅列第3名,冲超失败。 2007年赛季球队请来前中国国奥队和北京国安主教练沈祥福执教及买入徐亮、李帅、拉米雷斯等有实力的球员,球队在联赛表现非常出色。徐亮、李帅、卢琳也先后入选国家队和国奥队。球队连战连捷,并打破多项球队和联赛记录。在次级联赛征战9个赛季之后,终于提前3轮升上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并获得球队职业联赛历史上第一个联赛冠军。

2008赛季,广州队首次征战中超联赛,整个赛季球队表现起伏不定,开季曾4胜1平排第2,但中期7场录得5负1平,奥运间歇期后4场获得3胜1平,不过之后7场只获得4平3负,其中创造球队职业联赛史上的最大比分失利——客场0比6惨败于长春亚泰,联赛最后6轮广药获得2胜4平的不败成绩,最终以10胜10平10负第9名的成绩完成赛季。 2009赛季,广药高层提出“保八争六”的目标,但球队的表现仍然起伏不定。在赛季中段曾经保持连续7场不败的成绩,一度有望冲击亚冠联赛,但后半段球队频繁传出负面新闻,副队长徐亮一度成为媒体焦点,最后9轮广州队未胜一场,最终只名列第9名。赛季结束后,足球中超排名彭伟国接替沈祥福成为球队主教练,开始进行“本土化”改革,徐亮、卢琳等8名球员被挂牌,同时从广东日之泉召回徐威龙、郭子超等年轻球员。2010年1月1日,广药集团正式退出,俱乐部暂时由广州市足协托管。

由于2009年底在中国足坛反赌风暴中被揭发曾经在2006赛季先后两次参与打假球,于2010年2月23日受到中国足协的处罚,和另一支涉假球队成都谢菲联一同被降入2010年中国足球甲级联赛。3月1日,恒大集团以一亿元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全部股权,广汽集团则以2500万元取得一年的冠名权,球队名称则为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广汽队。

2010赛季中甲联赛23轮,广州恒大广汽足球队以3:2击败了广东日之泉,在赢得这场德比战的同时,也提前四轮成功冲超。广州恒大广汽队以联赛第一的身份再次升上顶级联赛,并创造了中国职业足球比赛的最大分差以及客场不败的记录。球队射手郜林也荣获2010年度中甲联赛金靴奖

注:2001-2005年间虽然先后有广州吉利、广州香雪、广州日之泉等队名,但实际俱乐部名称始终使用的是广州足球俱乐部。

中超是2004年开始的,到目前就现在的广州恒大和深圳红砖,名字都改过好几遍了,如果从1994年甲A开始算还有广东宏远,广州太阳神,广州松日,深圳飞亚达,深圳平安,深圳科健,深圳健力宝,反正总的来说就广东,广州松日,广州太阳神,深圳四队,名字改来改去,全胜时四队都在甲A,这个网站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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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联功勋队长成2018退役第三人80后球星全进入退役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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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18年才刚刚过去20天的时间,但是在世界足坛已经有几位我们“看着长大”的球星宣布退役了。在此之前,两位巴萨梦之队重要成员巴尔德斯和罗纳尔迪尼奥先后宣布正式退役。而就在今天,又一位曾经陪伴球迷多年的球星宣布即将退役的消息。

曼联主帅穆里尼奥透露,曼联队长卡里克将会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正式退役,转而进入到穆里尼奥的教练团队当中工作。卡里克自从去年9月份查出心脏问题之后,一直缺席比赛。虽然已经跟曼联队合练了2周时间,但是卡里克很可能无法适应竞争激烈的英超赛场了。

自从2006年加盟曼联之后,卡里克一直是球队当仁不让的主力球员。在他12年的红魔球员时代,他总共跟随弗格森、莫耶斯、80后足球球员大全范加尔和穆里尼奥四位名帅征战,共随队夺得了5次英超冠军、1次欧冠、1次欧联和1次足总杯、1次世俱杯的冠军,巅峰时期他还跟随英格兰队参加了2006和2010年世界杯。在本赛季开始之前,由于鲁尼转会离队,卡里克被任命为曼联队新的场上队长。

巴尔德斯、罗纳尔迪尼奥、卡里克,相比于去年退役的托蒂、皮尔洛和兰帕德等人,今年退役的这3位球星都是80后!随着时光进入到2018,80后球星当中最年轻的也已经接近30岁了。一些陪伴我们成长起来耳熟能详的球星也都逐渐淡出了球迷的视野,也许再次听到他们名字,就是在他们退役的时候。

除了上述三位球星之外,在2018年还有像斯内德、托雷斯、伊布、范佩西和比利亚等一批优秀的80后球星也可能挂靴退役。时光匆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我们无法挽留,只能淡然接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之处,也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全球首款“女用伟哥”获准上市 有多种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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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8月19日电 据新华社“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18日正式核准全球第一款“女用伟哥”上市。这一药品有助于提高女性性欲,但也有引发昏厥和低血压的副作用。美药管局将对此药品的使用进行严格监管。

“女用伟哥”被称作Addyi,正式名称为氟班色林(flibanserin),由美国斯普劳特制药公司研制。

据美联社报道,FDA对这一款“女用伟哥”发布安全提示,医生须向患者明晰使用氟班色林的风险,并通过有关资质认证才能够为患者开氟班色林。药剂师须取得相应认证,且必须在开处方之前提醒患者不得在服药时饮酒。如果在使用药物8周内没有产生效果,应该立即停止服用。

新华国际客户端了解到,氟班色林有多种副作用,主要为引发昏厥、低血压、恶心、头晕等。如果服药期间饮酒或者与某些治疗真菌感染的常用药同服,更易引发副作用。

FDA药物中心主任珍妮特·伍德科克发表声明说:“患者与开药者在治疗前应全面了解使用氟班色林的相关风险。”

多年来,全球制药行业不断尝试研发针对女性的“伟哥”产品。辉瑞、拜耳、宝洁等公司曾尝试通过作用于人体血压、荷尔蒙等刺激女性性欲,但未能取得显著突破。

斯普劳特制药公司研发的氟班色林主要作用于脑部控制情绪和欲望的部位,原本用于治疗抑郁,后来发现有助于改善女性性欲低下。

氟班色林自问世以来在美国各界倍受争议。2010年和2013年,美国药管局因氟班色林药效不明显且含副作用,曾两次拒绝批准它上市。

美国心理学专家、性治疗师奥诺·蒂耶芬认为,氟班色林对于刺激女性性欲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数周甚至数月内长期服用才可能会有效果。

调查显示,美国20岁至49岁女性群体约8%至14%存在性欲减退状况。有专家指出,伟哥有没有副作用影响性欲的因素有很多,如两性关系、其他药物副作用、抑郁及情绪紊乱等,因此性欲低下不应单纯的被诊断为医学问题。(记者马晓燕)

揭秘性治疗产业:性爱大师一疗程3-5万[图]

台湾性治疗师朱琼如在大陆的门诊中为患者诊疗。朱琼茹也是童嵩珍“性福”团队中的一员。

朱琼茹发现大陆的性治疗求诊者在吐露心事时羞羞答答,但性治疗时却很大方地袒露身体,但台湾人正相反。摄影/甄宏戈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马斯特斯的行为治疗、伟哥、激素补充、催眠疗法、中国古代房中术……针对人们在性生活里的各种困扰,精神科医生、男科大夫、护士以及中医专家们,各自提出了一套解决办法。

然而,调查发现,在中国,性治疗师尚未成为国家认可的职业,他们游走于法规与伦理的模糊地带,提供的性治疗服务也良莠不齐。尽管如此,性治疗已经悄然发展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产业。

这或许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美国,自伟哥诞生以来,阳痿的诊断率就从原先的7%飙升到40%。虽然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当年在“松林诊所”接受了6周的“性瘾”治疗,但“性瘾”作为一种疾病迄今还未被主流医学界所承认。

对此,社会学家认为,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范畴,而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医学化”的认知,必然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

然而,社会学家的批判,阻止不了性治疗产业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利益驱动外,在中国社会的性文化从工具理性走向全然的快乐主义的过程中,即使秉承“医不叩门”的准则,人们也会为更多个人化的性烦恼而主动寻求解决之道。

仓河下,是杭州市内一条僻静街道的名字。童嵩珍在这里的工作室,相距繁华的体育场路只有二三百米——这是绝对隐私与市井喧嚣之间的距离。

委身于中西医结合门诊、胃肠病研究院等招摇的牌匾背后,“杭州宝善堂性福中心”,即“台湾嵩馥性健康管理中心杭州分中心”没有任何自己的标识。它用刻意的低调,尽可能为到访这里的人营造一种安全感。

即使走进诊疗区,也没有文字指示这里究竟是什么科室,每个房间房门紧闭,门上都钉着一块相同的牌子——治疗室。为了避免来访者相互遇到而带来的尴尬,“看病”实行严格的预约制。因而,和普通医院里吵吵嚷嚷的情景不同,走廊里看不到任何候诊者,来访的人一到这里就“闪进”预定好的治疗室。实际上,这里根本就没有“患者”或“病人”,每一位前来寻求治疗的人,都被童嵩珍和她的同事称为——“个案”。

在网络上,41岁的童嵩珍有“台湾第一性治疗师”之称。八年前,她首次在台湾新北市的广川医院开设“性福门诊”,随后又把性健康管理中心开到台北。近两年,她分别在武汉和杭州拓展性治疗业务。

进入大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童嵩珍似乎已经是性学界的“圈儿里人”。2014年8月29~31日,第六届世界华人性学家学术大会暨性治疗学术论坛在杭州召开。作为承办者,童嵩珍请来了众多来自海内外的华人性学家和各路从业人员。

一个隐秘的行业、一个庞杂的人群,他们在此聚首,把那些人们平时难以启齿的话题拿到讲台上讲,放在餐桌上谈。

童嵩珍在台湾长庚医院做过12年护士。她在骨科病房里曾经看到,重伤的骨折病人打着绷带,腿被高高吊起来,就在那种情况下,还不忘和前来探视的妻子亲热。这样的情景触发了她的思考,而不是鄙视和反感。

童嵩珍说,自己选择从事这项工作,“好像上天赋予我的使命”。而后,她去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读了硕士学位——这是台湾唯一一家专门设立性学专业的大学。后来,童嵩珍又先后取得美国性学会(ACS)临床性学家学院、德国“谈崔(Tantra)性能开发工作坊”等机构颁发的权威执业资格认证,成为在台湾有名的性治疗师。

相比在现实中的低调,性治疗师们在虚拟世界里都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在网上写博客、开微博;讲解各种各样的性知识;劝导人们注重“性健康”;结合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故事,分析各种性烦恼……

在杭州宝善堂的网站上,“童嵩珍——台湾性治疗第一人”“最大、最权威的性治疗室”“华人性治疗领域革命性突破”等字眼在首页上来回滚动。作为一个在现实中保持隐秘的行业,性治疗从业者在网络上的高调,成为他们吸引人们前来诊治的手段。

究竟什么是性治疗?童嵩珍的解释很简单:“性治疗就是指导别人如何做爱。”她接着说,“当然,治疗师并不会与患者发生性关系。而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与患者发生性关系的性治疗师,那主要是帮助残障人士解决他们床笫间的生理需求,所以也叫做‘性替代者’。”说这番话的时候,她收起了脸上职业的笑容,神情严肃。

与医院里的各种治疗手段不同,童嵩珍的性治疗不用药,也不开刀。在通常总共6次、每次1.5小时的疗程里,“个案”们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或躺在治疗床上,在女治疗师甜糯的国语引导下吐露心曲,化解心结,再接受行为治疗,以期解决自己人生中难以言说但又至关重要的困扰。

当然,他们为此所花的代价也不菲——尽管童嵩珍不愿意谈及费用,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个疗程的费用大约在3万~5万元人民币。

行为治疗究竟如何进行?童嵩珍说,这是不可能让外人观摩的过程。尤其是在对“个案”进行“谘商”的时候,更是要绝对保证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连她的助手也不能在场。

尽管如此,童嵩珍在《性治疗师教你好好做爱》一书里描述说:“目前,在华人世界里,只有我的团队在进行一对一‘抓小鸟’的性治疗。”对这句话的最好解释,是台湾“嵩馥”官方网页上的一张张“大尺度的”照片。

对于治疗过程,童嵩珍解释说,“我们的手也会动到他,但我们是戴手套的。我会告诉他,‘现在你要专注,我们会做性感的训练,这是性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性感的集中训练。你戴着眼罩,跟你自己的想法做爱,你不是跟我,你是跟你自己的意念。’”

实际上,伟哥使用感悟这样的治疗,很大一部分需要“个案”在熟悉了过程以后回到家里自己做,而不仅仅是在诊室。在另一些性治疗中心,有的治疗师遵循“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只进行讲解和电视片演示,然后让顾客回去做“家庭作业”。

还有一些治疗需要特殊器具,那就只能在治疗室里进行了。比如,对于女性常见的阴道痉挛,一般会在性治疗师的安抚与帮助下,尝试从小号到大号的男性器具,让受治者学会逐渐适应。

在“嵩馥”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童嵩珍手拿一个布缝的男性阳具,解释如何自我按摩。

自“挺进”大陆以来,童嵩珍已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300例“个案”。相比之下,面积大约只有浙江省三分之一大小的台湾,一年的接诊量就有两三百例。童嵩珍觉得,大陆的性治疗市场仍有待开发。

这种性治疗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对此,外人无从知晓。有一位重庆男子曾经是童嵩珍那里的“个案”,对于自己接受治疗的经历,他说,“其实就是在她们的帮助下‘打飞机’。”

这是否超出了性治疗的范畴?对此,国内资深的性学家马晓年表示,“那位患者此前已经有两年没有勃起了,如果能够在性治疗师那里获得成功,也算是一种改善。”

杭州宝善堂的网站,把马晓年与童嵩珍的合影照片挂在首页,以此来证明这家性治疗机构的权威性。由此可见马晓年在中国性学领域的“江湖地位”。然而,如果你走进马晓年在北京玉泉医院的性医学门诊,会发现他的“老巢”和他的“地位”并不相称。这里远没有童嵩珍的治疗室“高大上”。坐在墙面油漆斑驳、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诊室里,满头白发的马晓年用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低缓声音说,“我的这个性医学科,算是没搞起来。”

1996年,51岁的马晓年自愿申请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调出,到北京西四环外的玉泉医院开设了性医学门诊。从那时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迄今全国仍仅有两家公立医院设有性医学门诊——除了玉泉医院,还有张滨在广州主持的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不育与性医学科。

马晓年介绍说,科室创建之初,作为医院的特色门诊,得到了北京市卫生局与院方的支持。但在2003年,玉泉医院被清华大学收编为附属医院,调整了发展重心,性医学被边缘化,经费也就捉襟见肘了。如今,相比北京各家“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只是“二甲”的玉泉医院病人不多,门庭有些冷清,性医学科更是坐上了冷板凳——加上马晓年一共只有两名医生,每天大约有两三个病人“慕名”前来。

马晓年毕竟拥有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头衔,他的照片不仅出现在杭州宝善堂的网站上,也出现在北京五洲妇儿医院的出诊专家介绍里。照片下面罗列着他的博客文章,打头的一篇就是论述女性“性福”的问题。

相比其他医生平均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能打发一名病人,马晓年给患者看病的时间每次至少都需要半小时。“要先问性史,找出问题,有的需要普及性知识,还有的需要心理疏导。”不过,作为一名正规医院的男科大夫,马晓年和其他性治疗师不同,他最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开药。

有统计数字显示,40岁~70岁的男性,阳痿发生率高达52%,也就是说,平均每两名男性就有1人阳痿。1998年,能够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物万艾可(伟哥)诞生,马晓年称之为“现代性学的第三座里程碑和性治疗的一场革命”。

在美国,伟哥上市后的第一周,每天就开出1.5万张处方,第二周上升到每天2.5万张,第三周每天3.5万张,至第七周,达到每天27万张,创下了全球药物史上的最新纪录。生产伟哥并拥有其专利的辉瑞制药公司的股票随之暴涨。过去,美国阳痿患者的就诊率只有7%,而在伟哥上市之后很快增长到40%。

2000年,伟哥进入中国。一粒50毫克的蓝色小药丸,身价高达人民币99元,而且不在医保范围内。但它依然受到了男科医生们的青睐。

截至2005年退休时,马晓年一共看过2万多病人,其中有83%是男性,在他看过的男病人中,又有90%以上都被开了药,而且大部分是伟哥。马晓年说,即使是心因性(心理因素造成的)阳痿,也需要使用伟哥来辅助治疗。“光有心理辅导不见得有用,但只要他能够在性事上成功一次,心理上的焦虑就会因此一扫而空。”

在杭州召开的世界华人性学家学术大会上,很难遇见潘绥铭。要想找到他,有一个窍门,那就是多到墙角、垃圾箱等能够自由抽烟的地方转悠——会议期间,他更多的时间是躲在一旁抽烟,而不是去和其他参会者交流。

潘绥铭退休前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作为一名与实践领域相聚较远的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在大会上保持的“高冷”,就像他对待伟哥的冷眼相看一样。他认为,在历史上,阳痿、早泄之所以被当作“病”,其实是因为不利于怀孕,因而损害了“性的惟生殖目的论”。而当今,则主要是因为庸医们要赚钱。潘绥铭说,阳痿早泄其实只是一个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靠双方的性技巧完全可以解决。可是一些医生却只“治疗”男人,根本不问女人的情况。这难道不荒谬吗?大家为什么还要给他们白白送钱呢?

加拿大籍华人陈见在上海一家名叫“臻景国际再生医学中心”的医疗机构里做性健康顾问。这家机构坐落于上海最有格调酒店之一兴国宾馆,陈见说,她的工作,主要就是为高端中年人群提供定制化的性健康治疗方案。实际上,这种方案的核心,就是使用性激素。

在陈见治疗的案例中,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企业老总,他没有病,但时常感到疲劳,没精神,性欲低下,妻子对他们的性生活感到不满。他慕名来到这里,先做了一个包括体内激素水平在内的详细体检。检查结果发现,他的睾酮(雄性激素)水平很低,虽然尚未达到“病”的标准,但已经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于是,没有处方权的陈见请临床医生给这位老总开出一个综合方案,包括按地中海式饮食结构饮食、加强锻炼等。其实,不论如何调整饮食起居,这种治疗最终靠的,还是补充睾酮。

马晓年说,在美国,更年期以后的男性和女性,接受性激素补充治疗的比较普遍,因此,性激素治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但目前在国内还不是很多。据陈见透露,“臻景医疗”对此类治疗的收费价格非常昂贵,从5万元到百万元不等。不过,她同时也承认,“使用性激素需要十分小心,因为盲目的激素补充,会导致前列腺癌、乳腺癌与卵巢癌等。”

性治疗到底属于哪个科?有各种性烦恼的人,如果走进一家公立医院,恐怕在分诊台就会受阻——马晓年所在的北京玉泉医院几乎是仅有的例外——而在一般医院里,泌尿外科、妇产科甚至皮肤科,都和性方面的问题有关,但是又都没有针对“房事”的专科门诊和专家。

那么,有了性烦恼找谁去解决?看到人们这个隐秘的需求,有不同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的人,纷纷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到性治疗这个行业里来。他们甚至根据自身情况,各自为自己“定制”各式各样的头衔:性辅导专家、抗衰老专家、性教练、成人观察员、性功能康复专家、临床催眠师等等。

“一梵易高催眠工作室”,在性学家大会上,一名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递过来一张名片。“一梵”自我介绍说,前来向他寻求帮助的,主要是女性,尤其以经济条件优越但在感情婚姻方面遭遇挫折的女性为主。通过每次一个半小时面对面的催眠,他可以帮助女性提升性欲,改善性感受,甚至在催眠中达到高潮。“我只是在催眠中握着她的双手,她的身体就会开始扭动”,“一梵”强调说。

据“一梵”介绍,他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深圳一家高端健康会所做事,在那里专门向女性提供以改善生殖系统健康为名义的按摩服务。不过,他觉得,在会所里提供这类服务毕竟是打擦边球,存在风险,于是他就考了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自己开了一家催眠工作室。“一梵”面向全国开展业务,以出差去对方所在地上门服务为主。他每次催眠治疗的价格在几千元上下。

一名与“一梵”互动颇多的性治疗师网名叫做“三悦名器女人”,她服务的主要内容则是“教导女性训练阴道肌肉”。所谓“名器”,其实就是女性阴道的雅称。

在性学家大会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遇到来自深圳武警边防医院肛肠科的医生柯玮。他自称出身中医世家,对中国古代的房中术颇有研究。除了平时行医以外,他另一项重要的兼职,就是给EMBA班的老总们讲授房中术。柯玮表示,“目前,这个市场需求非常大。”

童嵩珍所提供的“行为治疗”“性感集中训练”,是可以追根溯源的:1960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妇产科教授马斯特斯与他的助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约翰逊女士,不顾社会偏见,一起用科学的手段研究性,获得了惊世骇俗的发现。二人根据研究结果写成了《人类性反应》一书,被称为人类性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们揭示了人类性反应的基本规律,将其分为兴奋期、平台期、高潮期与消退期。

据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创出一套性感集中训练法:安排配偶双方集中接受为期两周的性治疗,让他们的注意力不再放在勃起和性高潮上,而是集中在性感感受的体验上,以努力改善具有破坏性的分离倾向或旁观观望态度。他们创造的行为治疗理念,动摇了在性治疗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故事2013年被拍成电视剧《性爱大师》,随后在中国成为热播的美剧,引起人们对性学家这个行业的兴趣。自1966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人类性反应周期并于1970年创立行为治疗学以来,性学领域还没有出现过国际公认的巨大学术成果。因而,他们迄今还被涉足这个行业的人奉为师祖——即使有些人的疗法与之并无关系。

到了1974年,美国另一位性学家卡普兰提出,人类性反应的周期不只是这4个阶段,在兴奋期之前,应当还有一个性预期。也就是说,仅仅关注行为是不够的,人的心理也十分重要。她著有《新性治疗》一书,将心理分析法与行为疗法综合在一起,兼顾患者的心理与行为,称之为“卡普兰疗法”。如今,几乎所有的性治疗方法都源自卡普兰一派。

197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的时候,吴敏伦正在香港大学医学院学习,他的心理学老师正是马斯特斯的学生。后来,他去美国学习,师从卡普兰专攻性学。

1976年,学成归来的吴敏伦在香港玛丽医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开设香港第一个性治疗专科。与童嵩珍手把手教人做爱不同,身为精神医生,吴敏伦主要以心理疏导的方式为患者解决性困扰。他的门诊相当火爆,想找他做性心理咨询的人,挂号排队需要等上两年才能轮得上。

在香港,最好的小学中学都是教会学校。在宗教宣扬禁欲、禁止的教育影响下,很多人直到结婚,都不知夫妻之事。因此,宗教对性道德的束缚反倒成为港人“性福”的一道障碍。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吴敏伦将性问题从低到高归纳为6个层面:性道德压抑;性无知;临场焦虑;双方关系不良;个人心理冲突;家庭及更多层面的问题。

吴敏伦说,实际上,80%的性问题都属于前三个层面,这些问题只需心理疏导与性知识的教育就可以解决。后面几个层面的问题相对较少,但也较难解决,对性治疗师个人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总体而言,性治疗中需要用到行为治疗的其实并不多。今年68岁的吴敏伦现虽已退休,但仍在香港大学的家庭研究院帮人免费咨询家庭纠纷,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己对“第6层面问题”的解决能力。

吴敏伦的结论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林燕卿团队的调查结果基本相符。根据她们的研究,台湾成年人的性问题有40%~50%都在心理层面,30%为器质性疾病(即身体器官发生病理性改变,而不仅仅是功能问题)需要就医,剩下的20%~30%是行为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性问题,还是需要打开心结。林燕卿说,“即使行为治疗这一次医好了你的问题,如果你换了伴侣,或者感情又遇到问题,可能还是会故态复萌。”

在吴敏伦看来,一个理想的性治疗师,需要有医学或心理学的学历背景,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学习10年才能出师。但在实际中,这样的理想状态难以达到。现实中也不需要全是这样高层次的性治疗师。一些人通过几个月或一年的短暂培训,也可以做性治疗。不过,他再三提醒,这些人需要知晓自己的局限,只解决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问题。

由于性治疗的特殊情形,治疗师最需要当心的情况就是被病人爱上。吴敏伦说,本来,精神科就最容易发生病人爱上医生的事情。在性治疗领域,病人向医生暴露的是自己身心最私密的部分,就更容易发生这一情况。

“你需要十分敏感,越早知道病人何时爱上你越好。比如,你发现,病人来看病时穿得越来越漂亮,或者她给你送一些小礼物,一开始是鲜花、巧克力,再后来是领带、内衣,那你就该知道,她已经爱上你了。”吴敏伦觉得,如何成功化解病人对性治疗师的精神依恋,也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功课。

对这一问题,马晓年也有自己的心得。他说,曾经也有找上门的女病人,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啊,没想到您这么大年纪了!马晓年笑着说,这说明对方对他有过度美化的幻想。马晓年开性医学门诊时已经51岁了,在这个年纪从事性治疗,会让病人有信赖感。

当年,还是医学院学生的马斯特斯就曾有志于投身性学研究,但乔治·康纳尔博士劝阻了他。马晓年十分认同康纳尔说的这句话:“再等等,等你成熟了,等你在性科学之外的某些领域取得声誉时再加考虑。”

著名华人性学家阮芳赋认为,性学研究目前在全世界正处于萎缩态势。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性在很多国家仍然是敏感话题,不被官方所认可。

“在全世界范围内,性学研究都还没有成规模、成体制化。一旦出现一位大师或杰出研究者,就能带动一批人,涌现一批研究机构。等这个人去世了,又往往出现退潮局面。”阮芳赋说,像金赛、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等人都是如此,他们当年创立的研究中心,如今要么已形同虚设,要么早已解散。位于美国旧金山的高级性学研究院,曾经是性学界认可的最高研究机构,可授予博士学位。但如今,该机构人员流失,州政府颁发的办学执照也已经过期。

林燕卿是树德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所长。令她颇感欣慰的是,她的这个人类性学研究,是得到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专业。林燕卿介绍说,研究所没有本科教育,只设硕士与博士学位,已经工作的社会人士也可以报名学习。从2001年以来,研究所已经有176名毕业生,但毕业后仍以从事性教育与性谘商的居多,做性治疗的人寥寥无几。

在华人地区,从事性治疗仍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压力与实际困难。童嵩珍曾表示,当她的父亲知道女儿从事性治疗时,曾责骂她“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吗!”

无论在香港、台湾还是大陆,性治疗目前都不是官方认可的职业,也缺乏完善的监管制度。2007年,“中国首批性治疗师培训班”在深圳举办,主办方是中国性学会、北京大学医学部和美国玛摩利大学临床性学院。主办者当时称,这个培训班将培养出中国首批“性治疗师”。

中国性学会尽管是国内性学界最权威的学术组织,但就在它举办首批性治疗师培训班的那一年,还爆出从事商业活动牟利的丑闻,受到民政部停止活动半年的处罚。中国性学会后来再也没有办过类似的培训班。尽管性学界一直试图把“性治疗师”推入正式职业序列,但这一“转正”需要经过劳动部门和卫生部门的认可,迄今没有成功。

在中国大陆,想在现有体系内从事合法的性治疗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深圳市原计生委主任陶林介绍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目录里,有心理咨询师、生殖健康咨询师、婚姻咨询师这三个职业,其中后两个都是2007年以后才颁布的,比较新,较少为人所知。与性相关的咨询工作,可以在这三个国家认可并有注册的任何一个资质庇护下进行。

在台湾,童嵩珍的治疗不涉及药物和开刀,因此可以规避医疗管理部门的介入,她的诊所是公司性质,名字也不包含“性治疗”的字眼,而是“性健康管理中心”。在大陆,童嵩珍选择与医院合作的模式运营,以此获得资质的保护。

像吴敏伦那样,在公立医院里以精神科医生的身份来做性治疗,是所有人认可的眼下最为理想和安全的模式。但吴敏伦坦言,尽管他做了30多年的性治疗与研究,带了几十个学生,但却没有学术接班人。“做医生赚钱是很容易的,而做性治疗既困难,又没什么钱,难以吸引医学院的学生。所以性治疗这一行目前都是非医学人士介入比较多。”

在华人性学家大会上,同时成立了“中华性治疗协会”。该协会在台湾注册,会长是马晓年,副会长有童嵩珍等人。据马晓年透露,这个协会并非由他主导,而是由童嵩珍等人发起的。“因为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是一个纯学术的非营利性组织,不能用来赚钱。而童嵩珍他们可能想利用这个性治疗协会平台做些培训。听说注册手续还在办理中,我和阮芳赋等几位专家正在起草一个性治疗行业标准。没有标准,不规范起来,这个行业就没法发展。”马晓年说。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潘绥铭在2013年7月出版的《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里,提出了对性的“医学化”的批判。他指出,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医学标准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后,就已经被“医学化”了,甚至是被“过度医学化”了,这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仅个人的,而且整个社会的判定标准,都几乎完全归顺并臣服于医学。

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从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一个范畴,并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碍(阳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变态”——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性成瘾”。

医学化的认知,必将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比如对于同性恋、虐恋、恋物以及一切“性反常”或者“性偏离”的现象,都曾经或者正在被“医治”,不仅是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常常被认为应该直接动手术。说到底,医学化其实就是社会试图通过医学的理解模式与治疗手段,来规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实践,尤其是要剿灭一切异端。

然而,从事实务工作的医生和治疗师们并没有潘绥铭这样的认识高度和“愤慨”。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李宏军专长于男科疾病的诊治,谈到对性治疗的理解,他说,“我们这一行有个原则,叫做‘医不叩门’。比如,性交半分钟算不算早泄?如果他没有来看病,那就说明这对他不是个困扰。可是,有的人10分钟,他照样来找我,说要调到20分钟,那我就得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马晓年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虚拟性治疗”。其基本方法是,让患者戴上特制的头盔与眼镜,穿上布满传感器的紧身治疗衫,坐在能固定四肢的治疗椅上。计算机就会按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运转起来并把相应的电生理信号输入头盔、眼镜和治疗衫,患者便可以接受到如同实际生活中那样的、但却是模拟的触摸刺激,这样的性刺激相当于给患者提供了舒适的爱抚,并让患者享受到充分的、甚至是超常的性感受。

计算机可以让患者超越时空的限制,重新经历往昔的生活,并在关键的时刻纠正错误和过失、消除不愉快的经历,还可以实现和满足患者的一切性要求或性幻想。重要的一点是,与童嵩珍的“抓小鸟”不同,虚拟性治疗的方式,将几乎涉及不到伦理或道德方面的风险。

台湾性治疗师朱琼如在大陆的门诊中为患者诊疗。朱琼茹也是童嵩珍“性福”团队中的一员。

朱琼茹发现大陆的性治疗求诊者在吐露心事时羞羞答答,但性治疗时却很大方地袒露身体,但台湾人正相反。摄影/甄宏戈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马斯特斯的行为治疗、伟哥、激素补充、催眠疗法、中国古代房中术……针对人们在性生活里的各种困扰,精神科医生、男科大夫、护士以及中医专家们,各自提出了一套解决办法。

然而,调查发现,在中国,性治疗师尚未成为国家认可的职业,他们游走于法规与伦理的模糊地带,提供的性治疗服务也良莠不齐。尽管如此,性治疗已经悄然发展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产业。

这或许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美国,自伟哥诞生以来,阳痿的诊断率就从原先的7%飙升到40%。虽然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当年在“松林诊所”接受了6周的“性瘾”治疗,但“性瘾”作为一种疾病迄今还未被主流医学界所承认。

对此,社会学家认为,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范畴,而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医学化”的认知,必然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

然而,社会学家的批判,阻止不了性治疗产业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利益驱动外,在中国社会的性文化从工具理性走向全然的快乐主义的过程中,即使秉承“医不叩门”的准则,人们也会为更多个人化的性烦恼而主动寻求解决之道。

仓河下,是杭州市内一条僻静街道的名字。童嵩珍在这里的工作室,相距繁华的体育场路只有二三百米——这是绝对隐私与市井喧嚣之间的距离。

委身于中西医结合门诊、胃肠病研究院等招摇的牌匾背后,“杭州宝善堂性福中心”,即“台湾嵩馥性健康管理中心杭州分中心”没有任何自己的标识。它用刻意的低调,尽可能为到访这里的人营造一种安全感。

即使走进诊疗区,也没有文字指示这里究竟是什么科室,每个房间房门紧闭,门上都钉着一块相同的牌子——治疗室。为了避免来访者相互遇到而带来的尴尬,“看病”实行严格的预约制。因而,和普通医院里吵吵嚷嚷的情景不同,走廊里看不到任何候诊者,来访的人一到这里就“闪进”预定好的治疗室。实际上,这里根本就没有“患者”或“病人”,每一位前来寻求治疗的人,都被童嵩珍和她的同事称为——“个案”。

在网络上,41岁的童嵩珍有“台湾第一性治疗师”之称。八年前,她首次在台湾新北市的广川医院开设“性福门诊”,随后又把性健康管理中心开到台北。近两年,她分别在武汉和杭州拓展性治疗业务。

进入大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童嵩珍似乎已经是性学界的“圈儿里人”。2014年8月29~31日,第六届世界华人性学家学术大会暨性治疗学术论坛在杭州召开。作为承办者,童嵩珍请来了众多来自海内外的华人性学家和各路从业人员。

一个隐秘的行业、一个庞杂的人群,他们在此聚首,把那些人们平时难以启齿的话题拿到讲台上讲,放在餐桌上谈。

童嵩珍在台湾长庚医院做过12年护士。她在骨科病房里曾经看到,重伤的骨折病人打着绷带,腿被高高吊起来,就在那种情况下,还不忘和前来探视的妻子亲热。这样的情景触发了她的思考,而不是鄙视和反感。

童嵩珍说,自己选择从事这项工作,“好像上天赋予我的使命”。而后,她去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读了硕士学位——这是台湾唯一一家专门设立性学专业的大学。后来,童嵩珍又先后取得美国性学会(ACS)临床性学家学院、德国“谈崔(Tantra)性能开发工作坊”等机构颁发的权威执业资格认证,成为在台湾有名的性治疗师。

相比在现实中的低调,性治疗师们在虚拟世界里都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在网上写博客、开微博;讲解各种各样的性知识;劝导人们注重“性健康”;结合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故事,分析各种性烦恼……

在杭州宝善堂的网站上,“童嵩珍——台湾性治疗第一人”“最大、最权威的性治疗室”“华人性治疗领域革命性突破”等字眼在首页上来回滚动。作为一个在现实中保持隐秘的行业,性治疗从业者在网络上的高调,成为他们吸引人们前来诊治的手段。

究竟什么是性治疗?童嵩珍的解释很简单:“性治疗就是指导别人如何做爱。”她接着说,“当然,治疗师并不会与患者发生性关系。而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与患者发生性关系的性治疗师,那主要是帮助残障人士解决他们床笫间的生理需求,所以也叫做‘性替代者’。”说这番话的时候,她收起了脸上职业的笑容,神情严肃。

与医院里的各种治疗手段不同,童嵩珍的性治疗不用药,也不开刀。在通常总共6次、每次1.5小时的疗程里,“个案”们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或躺在治疗床上,在女治疗师甜糯的国语引导下吐露心曲,化解心结,再接受行为治疗,以期解决自己人生中难以言说但又至关重要的困扰。

当然,他们为此所花的代价也不菲——尽管童嵩珍不愿意谈及费用,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个疗程的费用大约在3万~5万元人民币。

行为治疗究竟如何进行?童嵩珍说,这是不可能让外人观摩的过程。尤其是在对“个案”进行“谘商”的时候,更是要绝对保证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连她的助手也不能在场。

尽管如此,童嵩珍在《性治疗师教你好好做爱》一书里描述说:“目前,在华人世界里,只有我的团队在进行一对一‘抓小鸟’的性治疗。”对这句话的最好解释,是台湾“嵩馥”官方网页上的一张张“大尺度的”照片。

对于治疗过程,童嵩珍解释说,“我们的手也会动到他,但我们是戴手套的。我会告诉他,‘现在你要专注,我们会做性感的训练,这是性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性感的集中训练。你戴着眼罩,跟你自己的想法做爱,你不是跟我,你是跟你自己的意念。’”

实际上,这样的治疗,很大一部分需要“个案”在熟悉了过程以后回到家里自己做,而不仅仅是在诊室。在另一些性治疗中心,有的治疗师遵循“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只进行讲解和电视片演示,然后让顾客回去做“家庭作业”。

还有一些治疗需要特殊器具,那就只能在治疗室里进行了。比如,对于女性常见的阴道痉挛,一般会在性治疗师的安抚与帮助下,尝试从小号到大号的男性器具,让受治者学会逐渐适应。

在“嵩馥”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童嵩珍手拿一个布缝的男性阳具,解释如何自我按摩。

自“挺进”大陆以来,童嵩珍已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300例“个案”。相比之下,面积大约只有浙江省三分之一大小的台湾,一年的接诊量就有两三百例。童嵩珍觉得,大陆的性治疗市场仍有待开发。

这种性治疗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对此,外人无从知晓。有一位重庆男子曾经是童嵩珍那里的“个案”,对于自己接受治疗的经历,他说,“其实就是在她们的帮助下‘打飞机’。”

这是否超出了性治疗的范畴?对此,国内资深的性学家马晓年表示,“那位患者此前已经有两年没有勃起了,如果能够在性治疗师那里获得成功,也算是一种改善。”

杭州宝善堂的网站,把马晓年与童嵩珍的合影照片挂在首页,以此来证明这家性治疗机构的权威性。由此可见马晓年在中国性学领域的“江湖地位”。然而,如果你走进马晓年在北京玉泉医院的性医学门诊,会发现他的“老巢”和他的“地位”并不相称。这里远没有童嵩珍的治疗室“高大上”。坐在墙面油漆斑驳、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诊室里,满头白发的马晓年用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低缓声音说,“我的这个性医学科,算是没搞起来。”

1996年,51岁的马晓年自愿申请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调出,到北京西四环外的玉泉医院开设了性医学门诊。从那时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迄今全国仍仅有两家公立医院设有性医学门诊——除了玉泉医院,还有张滨在广州主持的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不育与性医学科。

马晓年介绍说,科室创建之初,作为医院的特色门诊,得到了北京市卫生局与院方的支持。但在2003年,玉泉医院被清华大学收编为附属医院,调整了发展重心,性医学被边缘化,经费也就捉襟见肘了。如今,相比北京各家“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只是“二甲”的玉泉医院病人不多,门庭有些冷清,性医学科更是坐上了冷板凳——加上马晓年一共只有两名医生,每天大约有两三个病人“慕名”前来。

马晓年毕竟拥有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头衔,他的照片不仅出现在杭州宝善堂的网站上,也出现在北京五洲妇儿医院的出诊专家介绍里。照片下面罗列着他的博客文章,打头的一篇就是论述女性“性福”的问题。

相比其他医生平均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能打发一名病人,马晓年给患者看病的时间每次至少都需要半小时。“要先问性史,找出问题,有的需要普及性知识,还有的需要心理疏导。”不过,作为一名正规医院的男科大夫,马晓年和其他性治疗师不同,他最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开药。

有统计数字显示,40岁~70岁的男性,阳痿发生率高达52%,也就是说,平均每两名男性就有1人阳痿。1998年,能够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物万艾可(伟哥)诞生,马晓年称之为“现代性学的第三座里程碑和性治疗的一场革命”。

在美国,伟哥上市后的第一周,每天就开出1.5万张处方,第二周上升到每天2.5万张,第三周每天3.5万张,至第七周,达到每天27万张,创下了全球药物史上的最新纪录。生产伟哥并拥有其专利的辉瑞制药公司的股票随之暴涨。过去,美国阳痿患者的就诊率只有7%,而在伟哥上市之后很快增长到40%。

2000年,伟哥进入中国。一粒50毫克的蓝色小药丸,身价高达人民币99元,而且不在医保范围内。但它依然受到了男科医生们的青睐。

截至2005年退休时,马晓年一共看过2万多病人,其中有83%是男性,在他看过的男病人中,又有90%以上都被开了药,而且大部分是伟哥。马晓年说,即使是心因性(心理因素造成的)阳痿,也需要使用伟哥来辅助治疗。“光有心理辅导不见得有用,但只要他能够在性事上成功一次,心理上的焦虑就会因此一扫而空。”

在杭州召开的世界华人性学家学术大会上,很难遇见潘绥铭。要想找到他,有一个窍门,那就是多到墙角、垃圾箱等能够自由抽烟的地方转悠——会议期间,他更多的时间是躲在一旁抽烟,而不是去和其他参会者交流。

潘绥铭退休前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作为一名与实践领域相聚较远的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在大会上保持的“高冷”,就像他对待伟哥的冷眼相看一样。他认为,在历史上,阳痿、早泄之所以被当作“病”,其实是因为不利于怀孕,因而损害了“性的惟生殖目的论”。而当今,则主要是因为庸医们要赚钱。潘绥铭说,阳痿早泄其实只是一个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靠双方的性技巧完全可以解决。可是一些医生却只“治疗”男人,根本不问女人的情况。这难道不荒谬吗?大家为什么还要给他们白白送钱呢?

加拿大籍华人陈见在上海一家名叫“臻景国际再生医学中心”的医疗机构里做性健康顾问。这家机构坐落于上海最有格调酒店之一兴国宾馆,陈见说,她的工作,主要就是为高端中年人群提供定制化的性健康治疗方案。实际上,这种方案的核心,就是使用性激素。

在陈见治疗的案例中,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企业老总,他没有病,但时常感到疲劳,没精神,性欲低下,妻子对他们的性生活感到不满。他慕名来到这里,先做了一个包括体内激素水平在内的详细体检。检查结果发现,他的睾酮(雄性激素)水平很低,虽然尚未达到“病”的标准,但已经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于是,没有处方权的陈见请临床医生给这位老总开出一个综合方案,包括按地中海式饮食结构饮食、加强锻炼等。其实,不论如何调整饮食起居,这种治疗最终靠的,还是补充睾酮。

马晓年说,在美国,更年期以后的男性和女性,接受性激素补充治疗的比较普遍,因此,性激素治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但目前在国内还不是很多。据陈见透露,“臻景医疗”对此类治疗的收费价格非常昂贵,从5万元到百万元不等。不过,她同时也承认,“使用性激素需要十分小心,因为盲目的激素补充,会导致前列腺癌、乳腺癌与卵巢癌等。”

性治疗到底属于哪个科?有各种性烦恼的人,如果走进一家公立医院,恐怕在分诊台就会受阻——马晓年所在的北京玉泉医院几乎是仅有的例外——而在一般医院里,泌尿外科、妇产科甚至皮肤科,都和性方面的问题有关,但是又都没有针对“房事”的专科门诊和专家。

那么,有了性烦恼找谁去解决?看到人们这个隐秘的需求,有不同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的人,纷纷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到性治疗这个行业里来。他们甚至根据自身情况,各自为自己“定制”各式各样的头衔:性辅导专家、抗衰老专家、性教练、成人观察员、性功能康复专家、临床催眠师等等。

“一梵易高催眠工作室”,在性学家大会上,一名身材修长的中年男子递过来一张名片。“一梵”自我介绍说,前来向他寻求帮助的,主要是女性,尤其以经济条件优越但在感情婚姻方面遭遇挫折的女性为主。通过每次一个半小时面对面的催眠,他可以帮助女性提升性欲,改善性感受,甚至在催眠中达到高潮。“我只是在催眠中握着她的双手,她的身体就会开始扭动”,“一梵”强调说。

据“一梵”介绍,他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深圳一家高端健康会所做事,在那里专门向女性提供以改善生殖系统健康为名义的按摩服务。不过,他觉得,在会所里提供这类服务毕竟是打擦边球,存在风险,于是他就考了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自己开了一家催眠工作室。“一梵”面向全国开展业务,以出差去对方所在地上门服务为主。他每次催眠治疗的价格在几千元上下。

一名与“一梵”互动颇多的性治疗师网名叫做“三悦名器女人”,她服务的主要内容则是“教导女性训练阴道肌肉”。所谓“名器”,其实就是女性阴道的雅称。

在性学家大会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遇到来自深圳武警边防医院肛肠科的医生柯玮。他自称出身中医世家,对中国古代的房中术颇有研究。除了平时行医以外,他另一项重要的兼职,就是给EMBA班的老总们讲授房中术。柯玮表示,“目前,这个市场需求非常大。”

童嵩珍所提供的“行为治疗”“性感集中训练”,是可以追根溯源的:1960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妇产科教授马斯特斯与他的助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约翰逊女士,不顾社会偏见,一起用科学的手段研究性,获得了惊世骇俗的发现。二人根据研究结果写成了《人类性反应》一书,被称为人类性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们揭示了人类性反应的基本规律,将其分为兴奋期、平台期、高潮期与消退期。

据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创出一套性感集中训练法:安排配偶双方集中接受为期两周的性治疗,让他们的注意力不再放在勃起和性高潮上,而是集中在性感感受的体验上,以努力改善具有破坏性的分离倾向或旁观观望态度。他们创造的行为治疗理念,动摇了在性治疗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故事2013年被拍成电视剧《性爱大师》,随后在中国成为热播的美剧,引起人们对性学家这个行业的兴趣。自1966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人类性反应周期并于1970年创立行为治疗学以来,性学领域还没有出现过国际公认的巨大学术成果。因而,他们迄今还被涉足这个行业的人奉为师祖——即使有些人的疗法与之并无关系。

到了1974年,美国另一位性学家卡普兰提出,人类性反应的周期不只是这4个阶段,在兴奋期之前,应当还有一个性预期。也就是说,仅仅关注行为是不够的,人的心理也十分重要。她著有《新性治疗》一书,将心理分析法与行为疗法综合在一起,兼顾患者的心理与行为,称之为“卡普兰疗法”。如今,几乎所有的性治疗方法都源自卡普兰一派。

197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的时候,吴敏伦正在香港大学医学院学习,他的心理学老师正是马斯特斯的学生。后来,他去美国学习,师从卡普兰专攻性学。

1976年,学成归来的吴敏伦在香港玛丽医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开设香港第一个性治疗专科。与童嵩珍手把手教人做爱不同,身为精神医生,吴敏伦主要以心理疏导的方式为患者解决性困扰。他的门诊相当火爆,想找他做性心理咨询的人,挂号排队需要等上两年才能轮得上。

在香港,最好的小学中学都是教会学校。在宗教宣扬禁欲、禁止的教育影响下,很多人直到结婚,都不知夫妻之事。因此,宗教对性道德的束缚反倒成为港人“性福”的一道障碍。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吴敏伦将性问题从低到高归纳为6个层面:性道德压抑;性无知;临场焦虑;双方关系不良;个人心理冲突;家庭及更多层面的问题。

吴敏伦说,实际上,80%的性问题都属于前三个层面,这些问题只需心理疏导与性知识的教育就可以解决。后面几个层面的问题相对较少,但也较难解决,对性治疗师个人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总体而言,性治疗中需要用到行为治疗的其实并不多。今年68岁的吴敏伦现虽已退休,但仍在香港大学的家庭研究院帮人免费咨询家庭纠纷,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己对“第6层面问题”的解决能力。

吴敏伦的结论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林燕卿团队的调查结果基本相符。根据她们的研究,台湾成年人的性问题有40%~50%都在心理层面,30%为器质性疾病(即身体器官发生病理性改变,而不仅仅是功能问题)需要就医,剩下的20%~30%是行为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性问题,还是需要打开心结。林燕卿说,“即使行为治疗这一次医好了你的问题,如果你换了伴侣,或者感情又遇到问题,可能还是会故态复萌。”

在吴敏伦看来,一个理想的性治疗师,需要有医学或心理学的学历背景,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学习10年才能出师。但在实际中,这样的理想状态难以达到。现实中也不需要全是这样高层次的性治疗师。一些人通过几个月或一年的短暂培训,也可以做性治疗。不过,他再三提醒,这些人需要知晓自己的局限,只解决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问题。

由于性治疗的特殊情形,治疗师最需要当心的情况就是被病人爱上。吴敏伦说,本来,精神科就最容易发生病人爱上医生的事情。在性治疗领域,病人向医生暴露的是自己身心最私密的部分,就更容易发生这一情况。

“你需要十分敏感,越早知道病人何时爱上你越好。比如,你发现,病人来看病时穿得越来越漂亮,或者她给你送一些小礼物,一开始是鲜花、巧克力,再后来是领带、内衣,那你就该知道,她已经爱上你了。”吴敏伦觉得,如何成功化解病人对性治疗师的精神依恋,也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功课。

对这一问题,马晓年也有自己的心得。他说,曾经也有找上门的女病人,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啊,没想到您这么大年纪了!马晓年笑着说,这说明对方对他有过度美化的幻想。马晓年开性医学门诊时已经51岁了,在这个年纪从事性治疗,会让病人有信赖感。

当年,还是医学院学生的马斯特斯就曾有志于投身性学研究,但乔治·康纳尔博士劝阻了他。马晓年十分认同康纳尔说的这句话:“再等等,等你成熟了,等你在性科学之外的某些领域取得声誉时再加考虑。”

著名华人性学家阮芳赋认为,性学研究目前在全世界正处于萎缩态势。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性在很多国家仍然是敏感话题,不被官方所认可。

“在全世界范围内,性学研究都还没有成规模、成体制化。一旦出现一位大师或杰出研究者,就能带动一批人,涌现一批研究机构。等这个人去世了,又往往出现退潮局面。”阮芳赋说,像金赛、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等人都是如此,他们当年创立的研究中心,如今要么已形同虚设,要么早已解散。位于美国旧金山的高级性学研究院,曾经是性学界认可的最高研究机构,可授予博士学位。但如今,该机构人员流失,州政府颁发的办学执照也已经过期。

林燕卿是树德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所长。令她颇感欣慰的是,她的这个人类性学研究,是得到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专业。林燕卿介绍说,研究所没有本科教育,只设硕士与博士学位,已经工作的社会人士也可以报名学习。从2001年以来,研究所已经有176名毕业生,但毕业后仍以从事性教育与性谘商的居多,做性治疗的人寥寥无几。

在华人地区,从事性治疗仍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压力与实际困难。童嵩珍曾表示,当她的父亲知道女儿从事性治疗时,曾责骂她“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吗!”

无论在香港、台湾还是大陆,性治疗目前都不是官方认可的职业,也缺乏完善的监管制度。2007年,“中国首批性治疗师培训班”在深圳举办,主办方是中国性学会、北京大学医学部和美国玛摩利大学临床性学院。主办者当时称,这个培训班将培养出中国首批“性治疗师”。

中国性学会尽管是国内性学界最权威的学术组织,但就在它举办首批性治疗师培训班的那一年,还爆出从事商业活动牟利的丑闻,受到民政部停止活动半年的处罚。中国性学会后来再也没有办过类似的培训班。尽管性学界一直试图把“性治疗师”推入正式职业序列,但这一“转正”需要经过劳动部门和卫生部门的认可,迄今没有成功。

在中国大陆,想在现有体系内从事合法的性治疗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深圳市原计生委主任陶林介绍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目录里,有心理咨询师、生殖健康咨询师、婚姻咨询师这三个职业,其中后两个都是2007年以后才颁布的,比较新,较少为人所知。与性相关的咨询工作,可以在这三个国家认可并有注册的任何一个资质庇护下进行。

在台湾,童嵩珍的治疗不涉及药物和开刀,因此可以规避医疗管理部门的介入,她的诊所是公司性质,名字也不包含“性治疗”的字眼,而是“性健康管理中心”。在大陆,童嵩珍选择与医院合作的模式运营,以此获得资质的保护。

像吴敏伦那样,在公立医院里以精神科医生的身份来做性治疗,是所有人认可的眼下最为理想和安全的模式。但吴敏伦坦言,尽管他做了30多年的性治疗与研究,带了几十个学生,但却没有学术接班人。“做医生赚钱是很容易的,而做性治疗既困难,又没什么钱,难以吸引医学院的学生。所以性治疗这一行目前都是非医学人士介入比较多。”

在华人性学家大会上,同时成立了“中华性治疗协会”。该协会在台湾注册,会长是马晓年,副会长有童嵩珍等人。据马晓年透露,这个协会并非由他主导,而是由童嵩珍等人发起的。“因为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是一个纯学术的非营利性组织,不能用来赚钱。而童嵩珍他们可能想利用这个性治疗协会平台做些培训。听说注册手续还在办理中,我和阮芳赋等几位专家正在起草一个性治疗行业标准。没有标准,不规范起来,这个行业就没法发展。”马晓年说。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潘绥铭在2013年7月出版的《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里,提出了对性的“医学化”的批判。他指出,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医学标准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后,就已经被“医学化”了,甚至是被“过度医学化”了,这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仅个人的,而且整个社会的判定标准,都几乎完全归顺并臣服于医学。

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从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一个范畴,并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碍(阳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变态”——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性成瘾”。

医学化的认知,必将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比如对于同性恋、虐恋、恋物以及一切“性反常”或者“性偏离”的现象,都曾经或者正在被“医治”,不仅是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常常被认为应该直接动手术。说到底,医学化其实就是社会试图通过医学的理解模式与治疗手段,来规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实践,尤其是要剿灭一切异端。

然而,从事实务工作的医生和治疗师们并没有潘绥铭这样的认识高度和“愤慨”。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李宏军专长于男科疾病的诊治,谈到对性治疗的理解,他说,“我们这一行有个原则,叫做‘医不叩门’。比如,性交半分钟算不算早泄?如果他没有来看病,那就说明这对他不是个困扰。可是,有的人10分钟,他照样来找我,说要调到20分钟,那我就得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马晓年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虚拟性治疗”。其基本方法是,让患者戴上特制的头盔与眼镜,穿上布满传感器的紧身治疗衫,坐在能固定四肢的治疗椅上。计算机就会按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运转起来并把相应的电生理信号输入头盔、眼镜和治疗衫,患者便可以接受到如同实际生活中那样的、但却是模拟的触摸刺激,这样的性刺激相当于给患者提供了舒适的爱抚,并让患者享受到充分的、甚至是超常的性感受。

计算机可以让患者超越时空的限制,重新经历往昔的生活,并在关键的时刻纠正错误和过失、消除不愉快的经历,还可以实现和满足患者的一切性要求或性幻想。重要的一点是,与童嵩珍的“抓小鸟”不同,虚拟性治疗的方式,将几乎涉及不到伦理或道德方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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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队4外援均来自巴西 笑谈中国生活飙当地方言

今年,巴西外援塞巴加盟后,重庆斯威的外援全部由清一色的巴西人组成,“巴西F4”就此诞生。四个巴西人在一起是什么情况?近日,重庆晨报记者对四名巴西球员进行了一次面对面采访。正如球队葡萄牙语翻译周科采访前预料的那样,四个巴西人在一起,那真的不得了!怎么一个不得了法?请看这出五幕话剧。

作为球队的葡萄牙语翻译,周科和“巴西F4”接触非常多,在周科看来,四个巴西人一起聊天比东北二人转、群口相声还精彩。

“他们四个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了,你一句我一句东拉西扯,一个话题可以说很久,可以说是没完没了。思路天马行空,可以扯上很多东西,我都有点脑壳痛。”谈起四个巴西人在一起的时候,周科甚至觉得有点“苦恼”,“这应该是和巴西人外向、乐观、热情的性格有关。”

费尔南迪尼奥:我通过网络认识他们的,来重庆之前先去社交平台给他们留言。费尔南多很快回复我了,但是卡尔德克居然过了两天才回复我!(故作抱怨状)

尽管都是巴西人,但塞巴和费尔南多之前因同在葡萄牙的埃斯托里尔效力一年,相互比较熟悉。来重庆之前,为了尽快了解并融入球队,塞巴和费尔南迪尼奥都主动向巴西老乡了解情况,网络社交平台成为两人的首选。

“我和费尔南多以前是队友,本来就认识,和卡尔德克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认识的,来重庆之前我和卡尔德克还时不时在网上聊两句。因为有他们在,我很快就适应了重庆的生活。”

费尔南迪尼奥也是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卡尔德克和费尔南多的,“费尔南多很快回复我了,卡尔德克后来也回复我了,他们两人都给了我很重要的信息。”

四个外援同住一个小区,免不了经常在一起聚会、串门。聊到谁家的饭最好吃的时候,没想到却齐刷刷指向周科。“最好吃肯定是周科家的饭,重庆风味有点辣。有火锅,辣椒好吃!”费尔南迪尼奥说,注意“火锅”“辣椒”两词他说的是重庆话。

那么塞巴家的什么东西最好吃?答案也是让人意外。“我们主要是去塞巴家喝牛奶的。我们都喜欢喝牛奶,塞巴家的冰箱里全是牛奶,而且他买的牛奶很好喝。”卡尔德克解释说。“对,塞巴家的牛奶特别好喝!”费尔南迪尼奥在一旁附和,还向塞巴露出一个得意的眼神。

除了塞巴家,他们最常去的地方是费尔南多家里。卡尔德克和费尔南多喜欢在一起玩PS足球游戏,“基本上天天在玩,巴西外援谈中国治安前两天我们才玩了一局巴萨对皇马,最后我们踢8:8。”费尔南多说。但新来的两位同学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费尔南迪尼奥更喜欢去打网球,网球天王费德勒是他的偶像。塞巴也没有加入PS小组的打算,他开玩笑说,“我还没有PS游戏机呢,再说现在我年龄也大了,可能也玩不过他们。业余时间还是喜欢宅在家里休息陪家人。”

人在重庆飘,怎能不学点重庆线”来到重庆的时间长短不一样,但他们都融入了重庆的生活。在采访过程中,几个人时不时飙出几句重庆话,特别是来重庆比较久的费尔南多和卡尔德克,“啥子”和“啷个”说得很地道,不看脸真听不出是出自巴西人之口。除了学重庆话,他们还受邀去中国邻居家做客。

和外援关系最好的邻居是一个陈姓球迷,说起关系好的邻居,四个人异口同声说出了他的名字:“陈”。“他和我们关系不错,经常和我们一起玩,我们也去过陈的家里做客。”卡尔德克说。那么中国普通家庭给“巴西F4”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家里都很宽敞,装修得特别漂亮,电视机非常大,还能收到巴西的电视台。球迷和家人都特别热情,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烤肉,我们很喜欢吃。”

来重庆大半年的费尔南迪尼奥,成为了“巴西F4”的万事通。在问到谁对重庆最了解时,大家推举出了费尔南迪尼奥和卡尔德克。“费尔南迪尼奥经常出去逛街,他了解得更多。同时,他还比我们能吃辣,更能接受重庆食物。”费尔南多说。“平时我出去逛街都要先问卡尔德克,他也是喜欢出去的人。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largestdomesticcatbreed.com/,热尔维尼奥”塞巴认为卡尔德克也对重庆了解不少。

除了“巴西F4”和外教团队,在球队训练期间,有时会有几个熟悉的外国人出现在洋河基地。特别是一名叫“里卡多”的外国人,因为经常出现在俱乐部,还和部分球迷成了熟人。

这位里卡多就是在重庆陪伴费尔南多和卡尔德克的老乡,尤其是费尔南多在谈到里卡多时,形容他像“女朋友”一般重要,可见里卡多在“小摩托”心中的位置。正是有了这些老乡的陪伴,他们才能免受思念故土之苦。

在刚刚加盟重庆斯威队时,塞巴的经纪人也多次出现在洋河基地观看训练,“之前我的经纪人在陪伴,他帮助我处理一些事情,让我尽快融入球队。现在我的家人也都过来了。”巴西球员的家庭观念强,不管到哪里踢球,他们一般都会让老婆孩子呆在身边。卡尔德克的老婆孩子也在重庆,不过卡尔德克却“吐槽”:“现在老婆孩子有时候不去现场看比赛。”

奥斯卡:享受上海生活 很难给科斯塔提出建议

奥斯卡于去年12月23日从切尔西加盟。本赛季加盟上港前,奥斯卡代表蓝军出场11次。在切尔西夺得了英超冠军收,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largestdomesticcatbreed.com/,热尔维尼奥和米联赛规定,球员在赛季内代表冠军球队出战超过5场(包含5场)英超联赛,便可以获得冠军奖牌。

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奥斯卡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无论是在中超还是亚冠赛场奥斯卡都取得了进球。热尔维尼奥奥斯卡在接受《天下足球》采访时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困难,这里与我们国家的文化相比自然很是不同。但我们正在熟悉,也渐渐习惯了。”

“在饮食方面,我没有任何可抱怨的。这里真的非常好。你能找到高档饭店,也有巴西餐馆,很容易吃到巴西菜。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的气候跟伦敦很像。有一点冷,但是现在很舒适了。每天大概在20度左右,真的相当棒。奥斯卡上海生活”

“我很难给科斯塔提出建议,我只能说我很享受在中国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最想要什么。我相信来中国就是我的最佳选择,如果科斯塔来,那是他追求的快乐,我也会为他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幸福快乐。”